人人配 江苏句容茅山边的一个博物馆，展览了周代本土的一种神秘墓葬

尽管当今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镇江烟墩山出土的青铜器宜侯夨簋所记载的，反映的是吴国的分封历史，但关于这件青铜器的解读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尽管不为所有学者所接受，却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对其中虞字的解释问题。虞是宜侯夨之前所封的一个国家的名称，但如果这个字并不是虞字，那么与虞国、吴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实际上，早在宜侯夨簋被发现后不久，陈梦家先生就提出，青铜器上所刻的并非虞字，而是虔字。现代学者曹锦炎先生则认为，这个字应解作虎，两位学者均认为它与虞国并无关系。当然，笔者自己倾向于认为这个字确实是虞，因此这件青铜器仍应当归属于虞国。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虞侯夨所封的宜到底在何处？从出土地点来看，烟墩山位于丹徒，正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重镇朱方。至今镇江的朱方路这一地名，依然是学者认为宜国即为吴国的一个有力证据之一。但即便如此，若宜国确实在此地，也不能就此证明它即为吴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曾提出，宜国其实是吴国征服的一个邻国。况且，宜侯夨簋是在丹徒一座西周大墓中出土，这是否足以证明虞国的分支——宜国，活跃于江南地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就像越王勾践剑，它是1982年从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出土的，今天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即使如此，没人会认为春秋时期的越国曾经进入湖北境内。对于勾践剑的解读，学界有两种猜测，一是认为它是越王勾践送给楚国的嫁妆器物，二则认为它可能是楚国攻越战争的战利品。所以，如果丹徒仅仅出土了宜侯夨簋一件青铜器，那么仅凭这一点就断定丹徒就是宜国的所在，显然是不充分的。毕竟，宜字与吴国和朱方并没有直接联系。 黄盛璋先生认为，既然周王赐给宜侯的人民中有郑七伯，那宜应该位于郑国附近；而周王之所以会在伐商图上看到宜国的存在，说明宜国应当处于中原一带，甚至可能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韩国宜阳（今河南宜阳）。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宜字的释义问题，唐兰最初将其解释为宜，后来改释为俎。王晖先生由此推测，俎在春秋时应为柤，这个字与江苏邳州一带相关。虽然这些学者质疑了宜字的具体地理位置，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吴国与太伯之后的血统关系。 即便是曹锦炎先生这样认为宜侯夨出自虎方的学者，也指出1982年出土的母子墩青铜器，含义与烟墩山出土的青铜器相似，证明确实有一支周人势力曾南下至江南。但是，是否能够证明周人的影响早在西周康王时期就进入了江南，仍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李学勤先生曾提出过怀疑，认为宜侯夨簋或许并非吴国的器物，但在他1985年发表的《宜侯夨簋与吴国》一文中，他却认为烟墩山附近的一些本土墓葬，出土了大量周式青铜器，这证明了宜侯夨簋在此出土并非偶然，反而反映了周人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汇。 在此，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出土周式青铜器的本土墓葬。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风景区附近，有一座先吴文化博物院（原江南土墩墓博物馆），展示了江南土墩墓的历史文化。所谓江南土墩墓，是指苏南宁镇一带，西周至春秋时期出现的人工土墩墓。这类墓葬没有专门的墓穴和葬具，过去的地方志将其误认为藏兵洞或炮墩等。类似的土墩墓，还在太湖地区流行，尤其在西周中期至战国前期，随着石室土墩墓的兴起，它们的区别在于墓葬内部会砌上长条形石室。学者叶文宪根据这些墓葬的时间跨度和地域分布，推测吴人墓葬以土墩为主，而越人则采用石室土墩。 与中原地区的传统墓葬相比，土墩墓明显更具江南特色，可以视为本土文化的一种体现。学者们解释，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反映了吴国上层是周人的贵族，而下层则是土著居民。这一现象固然存在，但吴国的文化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呢？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吴文化的核心内涵仍源自当地某些新石器文化或早期青铜文化的演变，他认为吴文化更具本土性。 历史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曾提出了更为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从新石器晚期开始，中原与江南就存在着双向的文化交流，不仅中原文化对江南产生了影响，江南的文化也对中原产生了影响。所以，发现江南地区存在中原文化的元素，并不意味着周人曾到达江南。土墩墓虽然出土了大量商周青铜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墓葬的文化背景就是中原的，青铜器的来源也有可能是从中原流失，或者由当地贵族仿制。 当地贵族为何要收集、占有或仿制中原青铜器呢？这背后显然体现了他们对华夏文化的向往。尤其是土著的吴人，他们通过获得宜侯夨簋，无意中掌握了中原历史的一部分记忆——虞侯封于宜的历史记忆。春秋时期，吴国逐渐强大，并与中原国家交往频繁。晋国的大夫巫臣洞察到这一趋势，提出联吴抗楚的战略。此时，吴国急需得到中原的文化认同，而吴国的历史则开始借用宜侯夨簋中记载的历史，试图寻回失落的族源。 王明珂先生认为，吴国在历史上并非太伯的后代，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没有前例。陈桥驿曾认为，吴国是周朝后裔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这一说法是吴国在其强盛时期，为了增强自己的正统性而捏造的。虽然王明珂先生的分析更为深入，但他也指出，这种族群的历史记忆和传承，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他列举了许多类似的例子，包括当时华夏边缘的秦、楚、越，甚至是后来的汉晋时期的匈奴、鲜卑、羌等，这些族群都通过借用祖先的传说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王明珂先生的观点也与西方的后现代族群理论相契合，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通过对历史记忆和历史心性的分析，能够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能补充或延续中断的学术传统。通过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理解，我们能够深入地探讨古史中的族群身份认同问题。 虽然这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具体结论未必能完全信服，但无论如何，这种分析方法让我们对古史的理解更加深刻。吴国的君主是否真的是太伯的后代？由于史料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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